外国文学作品解读——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2015-02-27 14:39:46   来源:www.tsgwc.com    评论:0 点击:

  内容梗概
  安娜是生活在彼得堡的贵夫人,为了调解哥哥奥勃浪斯基因第三者而与嫂嫂之间引起的纠纷,乘车来到莫斯科。在车站偶遇近卫军军官沃伦斯基。沃伦斯基为安娜的美貌和优雅的气质所倾倒。在一次舞会上,沃伦斯基只找安娜跳舞,吉蒂十分失望,因为吉蒂正迷恋着沃伦斯基。安娜觉得不能再在莫斯科呆下去,谁知在火车上发现沃伦斯基居然与他同行。他的出现和谈话,令安娜既感到不安又感到幸福。
  大官僚卡列宁在车站上接妻子安娜。他比她年长20岁,他们结婚9年,有一儿子。安娜厌恶丈夫的虚伪和官架子,沃伦斯基一眼就看出这一点。他开始紧紧追求安娜,社交界对此议论纷纷。安娜得知吉蒂病重,要沃伦斯基回莫斯科求吉蒂宽恕。可他却乘机向安娜倾诉爱情。他们俩的关系日益加深。有一次在赛马会上,沃伦斯基不慎摔下马来,安娜表现异常,被众人发觉。卡列宁要她马上回家。途中,安娜承认是沃伦斯基的情人。安娜和沃伦斯基有了孩子,她在分娩时得了大病。病危时,她要求卡列宁宽恕自己,他答应了,并向沃伦斯基表示和好。可等病愈后,安娜又跟沃伦斯基到国外去了。
  吉蒂和列文结了婚。列文是一个贵族地主,向往过一种新的生活,经常在自己的庄园和农民一起劳动。他正探索一种新的经营方法,以调解农民和老爷之间的对抗关系,但遭到失败。列文感到婚后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幸福,对人为什么活着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从一个农民那儿得到启示:人活着是为了上帝。列文终于找到了信仰。
  安娜与沃伦斯基到欧洲旅行三个月后回国。她思子心切,在儿子9岁生日那天,偷偷去看望儿子。他们在莫斯科住下,安娜内心十分痛苦,因为上流社会不欢迎她。她向卡列宁提出离婚,遭到拒绝。沃伦斯基不在家时,她更苦闷,怀疑他另有新欢,并发生口角。在一次争吵之后,安娜陷入绝望境地,她追随沃伦斯基来到火车站,卧轨自杀。
  研究综述
  《安娜•卡列尼娜》最早译介到中国是在1917年,由陈大镫、陈家麟根据英译本译出,书名为《婀娜小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后至今的80多年时间里,《安娜•卡列尼娜》的译本不断涌现,已有10多个版本。其中较为著名的译本有:周觅和罗稷南译本、高植译本、周扬和谢素台译本、草婴译本和智量译本等。此外,端木蕻良在1947年还改编过同名剧本。中国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早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1919年,田汉撰写的长篇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沈雁冰(茅盾)撰写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俄罗斯》和《文学家的托尔斯泰》等文章中已经有了对这部作品的评析。20年代,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这两部中国最早的俄国文学史著作中均有这部作品的介绍。但是,专题的评论和研究《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在30年代才出现。纵观整个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30年代至70年代)和后期(70年代末至今)。
  一、前期的传统研究
  自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研究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批评的道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安娜形象、安娜的爱情悲剧、《安娜•卡列尼娜》的现实意义等方面。
  30年代,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出现了多篇文章,如羊枣的《心理的俘虏》、孟十还的《安娜•卡列尼娜》、林风的《我读过的书——〈安娜•卡列尼娜〉》和译文《论〈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文章分别刊登在《作家》、《妇女生活》和《太白》等刊物上。这些文章中对安娜的评价已有分歧,有的称赞安娜的抗争,有的则称安娜为“恋爱底俘虏”、“男子底俘虏”。
  40年代,周立波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课时所写的讲课提纲,对《安娜•卡列尼娜》作较为全面的分析。由于是提纲,因此仅为只言片语,但是这些文字往往能切中要害。周立波对《安娜•卡列尼娜》的总体评价是:这是一部“人生的大辞典”,因为这部作品写了“几个家族的平行的历史”,涉及到了人生最重要的现象:结婚、生儿育女、事业、死亡等,涉及到了人生最重要的心理和感情:恋爱、失恋、嫉妒、亲子之情等。他认为安娜是“反抗社会的伟大的典型之一”,而卡列宁则是“虚伪世界的奇特产物”,杜丽是“善良与饶恕的典型”,列文的性格则是“严肃”的和“深思”的。周立波还探讨了小说的艺术特色,诸如小说中的“荷马式的静物的描写”、“不着形迹之对比”、“有一种几何学的匀称、明快和精确的魅力”之布局、“悲剧的手法”和“宿命论、神秘的气息”等。曹湘渠发表在40年代的《论安娜•卡列尼娜的死》一文也值得一提。文章指出安娜的悲剧是“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人生的悲剧在于她想爱而得不到爱,既得到爱又不能满足她的爱;社会的悲剧在于环境不许她爱,她偏要爱。于是社会上到处限制她的爱,阻拦她的爱,讽刺和鄙视她的爱。终于使她做了爱的牺牲者。”对列文的评价为“真理的探求者,托尔斯泰的化身。”
  从建国始到 “文革”前,中国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专题评论仅寥寥4篇,其基本的思路与40年代没有明显区别,主要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部作品。
  二、后期的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
  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开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外国文学研究的正常开展,中国学界对《安娜•卡列尼娜》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方面研究著述大量出现(虽然其中存在大量的重复研究),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也有更新,从比较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女权主义研究等多角度、多侧面切入的文章逐渐形成势头。
  比较研究风起云涌: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风行中国,《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比较热。较早的文章有方平发表在1982年第10期《读书》上的《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形象》,这篇文章从形象比较着手,阐述了重要的理论问题。此类研究中有主题比较、艺术比较等,但比较多的是安娜形象同别的女性形象的比较,如安娜与娜拉、安娜与简爱、安娜与德瑞那夫人、安娜与繁漪、安娜与苔丝、安娜与子君、安娜与厄秀拉等。这样的比较研究中确有一些写得较好的、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文章,但不少文章往往缺乏深度。
  艺术研究各有侧重:从80年代起,一部分学者开始把关注的目光从传统的作品或形象的社会意义上移开,转向作品的艺术研究。人们关注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作品的人物描写、心理描写、肖像描写、细节描写、结构艺术等。如《长篇结构模式的突破》一文着重研究了这部作品“纵向开放和横向拓宽”的结构形态,指出安娜和列文两条线索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构成布局的主体”,“从外部形态看,这部作品如同一座双体大厦,其中任何一体都无法独立存在,但同时它们各自又有自己的一些互不重叠的侧面,因此结构的开阔感、层次感和整体感都很强烈。”卢兆泉的《眼中沧海 笔底波澜》一文也分析了这部作品的人物和情节构成。刘立天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潜意识描写》一文,从“直觉、感受、感觉中的二重性、梦境、幻觉、意识流”等方面深入分析了这部作品在潜意识描写方面的特色。
  精神分析独辟蹊径:90年代初期,有人开始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研究《安娜•卡列尼娜》。杨思聪的《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新论》就是运用“爱欲”、“自我”、“超我”等概念分析这部作品的。文章认为,生命本能的爱欲一直是安娜的一种内心躁动,同时“安娜的‘自我’又在引导潜在的爱欲,使之迂回曲折地宣泄”。随着爱情的实现,爱欲的宣泄渐渐减弱了,“‘超我’在意识领域中又恢复了‘法官’的地位。它无情地谴责安娜的行为,惩罚让爱欲得逞的‘自我’,这就使安娜负载了沉重的罪恶感。”
  女权批评别具一格: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权批评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中也开始出现。在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一书中,作者认为安娜是“一个几千年男权文化的殉道者”,“她将自己整个生命的热情和力量投入到对沃伦斯基的爱恋中,但他却因种种原因流露出倦意——这种倦意直接促成了安娜的绝望与自毁”。“对安娜来说爱本身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全部,而对沃伦斯基而言,爱只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活的一种调剂,是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作者得出结论:“爱情之于男子不过是一段人生插曲,而对于女性则是生命的百科全书”。“性别类型和位置注定男女两性在整个世界和人生理解方面的隔膜,尤其是在对爱的意义的领会上女性承受着一种绝对孤独和困惑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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