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作品解读——高尔基:《底层》
2015-03-01 09:51:57   来源:www.tsgwc.com    评论:0 点击:

  内容梗概
  在一间象洞穴似的肮脏简陋的地下室客店中,住着一群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流浪汉。
  曾经过着贵族生活的男爵因盗用公款入狱而变得一贫如洗,他毫无能力,靠妻子娜思佳卖淫而生。娜思佳厌恶丑恶的现实,整日从言情小说中寻求爱情。帽匠布伯诺夫看透了生活的残酷,对人对己都毫不同情,冷漠异常。流浪汉沙金在充当酒徒和赌棍而醉生梦死之余,还不时搜罗新词卖弄一番,以显示自己是个有学问的人。锁匠克列士奇看不起不劳动的流浪汉,以诚实的劳动而自豪,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爬出底层。他的妻子安娜受尽丈夫的打骂和生活的折磨后,贫病交加,只期望能安安静静的死。善良的戏子依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渴望能治好自己的病而重返舞台。小偷贝贝尔希望摆脱掉偷盗生活而过正直朴实的生活,因此他抛弃了凶横贪婪的客店老板娘瓦西里莎,而爱上了她的妹妹纯洁可爱的娜达莎。
  一天,在流浪汉日复一日哀叹争吵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温和的老头——游方僧鲁卡。他带给每个人以希望。他告诉安娜,上帝有一个天上的乐园来让她休息;他让戏子到免费为酒鬼治病的医院去接受治疗;他劝说贝贝尔带着娜达莎到黄金之国——西伯利亚去;他鼓励娜思佳沉溺在爱情的幻想中……
  安娜带着对天国的期待死去了。早已习惯于此的流浪汉对此更多表现出的是冷漠。克列士奇为安葬妻子而典当了劳动工具,不能再做工,重返正常生活的希望幻灭了。他开始消沉而随波逐流。
  瓦西里莎为了摆脱丈夫柯斯狄略夫以独霸家财,过放纵腐朽的生活,便开始施展阴谋。她同丈夫一起毒打娜达莎以迫使贝贝尔出手。贝贝尔中计失手打死了柯斯狄略夫而被捕。鲁卡乘乱溜走了。
  鲁卡离开后,沙金猛烈评判鲁卡,指出他是在说谎,是为了怜悯别人掩饰自己。真正的人是崇高、自由、伟大的,他需要的是尊重。这些话从根本上动摇了鲁卡在戏子头脑中建立的海市蜃楼,戏子无法忍受理想的破灭,上吊自杀了。
  底层仍然是一片漆黑,流浪汉就这样继续生活着。
  研究综述
  《底层》是高尔基创作于1902年的一部戏剧,问世后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欢迎,它在世界各国翻译、出版和演出的盛况是戏剧史上所罕见的。《底层》同样受到中国观众和读者的欢迎。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就翻译出版了它的多种译本,而且还将其改编为电影《夜店》上映。从它被介绍到中国以来,学界就不断有人对其进行研究。如30年代,祝秀狭在《高尔基的〈夜店〉》一文中指出:“剧本中心在显明地说着这班不幸的被否认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向上的心,都有一个纯洁的灵魂”。“通过社会、法律、道德评价,向所谓有教的社会投下峻烈的言辞”。“鲁卡用宗教的人道主义去哄慰他们,无非只不过是有钱有势的人欺凌痛苦的平民的工具”。这一观点在当时的评论界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关于这部作品的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是在“文革”以后才出现。纵观80年代以来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作品的主题思想
  对《底层》主题思想,不少评论文章观点比较接近。王远泽在《〈在底层〉为何能永保艺术青春》中认为,剧本通过流浪汉悲惨遭遇的描写和他们所有做人的愿望的被摧残,控诉了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剧中对待人生出路问题上有三种不同观点,其中鲁卡的安慰哲学是虚伪的人道主义,它有如鸦片一样,麻痹人民,毒害人民,使他们长期容忍地狱般的生活,靠幻想过日子;布伯诺夫的真情实话哲学虽反对鲁卡用美丽的辞藻和美妙的谎言来装饰残酷黑暗的现实,但与鲁卡在本质上是共同的:不相信人能够改变现实,对人生持悲观态度;沙金对人的赞美,相信人们有力量以自己的智慧和意志战胜苦难的底层生活,这是作品肯定的观点,因为它为人们指出了反抗的道路。安国梁在《论高尔基的<在底层>》中进一步指出,剧本通过人物形象(勤劳的锁匠、正直的小偷、有才华的戏子等)试图用诚实的劳动、个人的反抗或别人的同情来改变命运的幻想的破灭,指出在那个时代凭个人奋斗求得幸福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个别的你、我、他结合成一体”,“‘人’才可能拥有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沙金所宣扬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工人的集合形象 ①模糊而抽象的化身”。“高尔基对人的歌颂中已经充实渗透进了先进的阶级内容”。
  汪介之在他的关于高尔基的著作中指出: “作为社会哲理剧,《底层》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人生哲学的深入探讨。剧本并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的情节。构成剧本主干的,是聚集在‘夜店’里的各种不同人生态度的对立和冲突。讨论、争辩的形式在剧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品的思想价值正暗合在各种生活观点和处世哲学的交叉、对立之中。”
  二、关于作品的艺术特色
  《底层》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广受欢迎,与作家高超的艺术技巧是分不开的。许多研究都注意到了《底层》艺术上的独特性,但早期的研究往往很粗略,80年代以来关于艺术特色的研究逐渐深入。
  曼生在《一幅卓绝的舞台油画》中指出,该剧“最显著的艺术特点就是不落传统的西方戏剧理论的窠臼,而创造出富于独创性的戏剧冲突”。剧本以争论如何从眼前这可怕的环境中寻求出路而形成不同的思想、不同人生观的冲突作为全剧的中心思想,而这种冲突之所以能抓住观众的心在于作者“使全剧的每一个人自始至终沉浸在一种对人生真理、对生活出路的紧张而挚着的探索之中。这种紧张性构成了剧情的紧张性”。文章还指出,剧本语言具有高度的生活真实性、具有个性化的特点。
  娄力的《高尔基的“海燕式”剧本〈底层〉浅析》认为:“《底层》的结构是高尔基的一大艺术创造”。全剧时间多安排在夜晚和地点的不变富有象征意义。情节上“没有统一的外部情节将剧中所有的人物连接起来,许多人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剧本以探求黑暗处境的出路这一富有哲理性的问题作为唯一的内在情节线索,而把所有的人物组织成完整的形象体系”。另外还指出全剧生活出路必然光明的喜剧性和剧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相互交织,“形成一股引人沉思、奋起的强大艺术感染力,是《底层》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契合的一种表现”。
  马家骏的《流浪汉文学的高峰》指出:“剧本概括典型揭示形象,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构想”。他不取材非凡的离奇的传说,而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概括他的典型。“其次,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与小市民有着该阶层的一般的普遍的特征,同时,他又在某一人物身上概括出最突出的某一种特征”。“再者,高尔基剧本中的登场人物其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是既定的、完成了的,在生活进程中,各种人物性格不再有性质上的变化,只是在进程中不断地披露其性格的特征与本质。”“高尔基如此静态写个性是同泥沼般生活本身的停滞相一致的。”
  三、对《底层》的比较研究
  《底层》和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荒诞派戏剧相距时间较远,很少有人关注到两者的联系。但韦建国在《高尔基的〈在底层〉与荒诞派戏剧》一文中,对两者进行了比较,提出颇为新颖的观点。文中认为:“《底层》与荒诞派戏剧无论在表层结构还是在深层结构上都有相似之处。”从表层结构来说,《底层》与荒诞派戏剧一样都抛弃了传统戏剧语言的逻辑性、情节的完整性、人物的现实性等特征,表现出了与传统戏剧的背离。在深层结构上,“《底层》和荒诞派戏剧都概括了人与现实的对立以及人在环境挤压下灵与肉的变形,否定了社会,进而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观和伦理观。”从深层结构的最高层次来说“《底层》和荒诞派戏剧都表现出人类最基本的欲求——自然欲求和文化欲求,表现出人类追求受阻时的非平衡状态,表现了生命策动力的顽强和伟大”。“《底层》和荒诞派戏剧之所以存在相似之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产生于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相似的社会文化心理之上。”“社会危机和群体心理危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和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社会所共有的特征。”“另外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底层》和荒诞派戏剧相似之处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底层》的成功在于,它融合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出现的包括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在内的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手法。荒诞派戏剧同俄国现代派文学有着内在联系。因为虽然俄国现代派文学是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诞生的,但十月革命后大部分俄国现代派文学家移居西方,又促进了西方现代派及其理论的发展,这也必然影响到了荒诞派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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